第6章 迎袁专使北上

1912年2月25日，北平的寒意在正月末梢仍未褪尽，前门火车站却被一股刻意烘染的热络裹得严实。站台立柱与屋檐上挂满五色国旗，从候车厅一直延伸至正阳门瓮城根。新扎的松柏彩牌楼缠绕着红绸，牌楼上‘欢迎专使’‘共和万岁’的金字在晌午微弱的阳光下刺眼闪烁，刻意营造的热闹中透着几分生硬。

南京来的专列碾着铁轨缓缓停稳，蔡元培领头，宋教仁、汪兆铭等人依次下车时，军乐队突然奏响《国民革命歌》，旋律激昂得有些突兀。迎接的阵仗远超出预想——内务首领赵秉钧、第三镇统制曹锟这些军政要员身着正装肃立，站台边挤着不少穿新式礼服或旧式长袍的各界代表，还有几名东交民巷的外国记者扛着笨重相机，对着他们连连按动快门。

最扎眼的是车站正门那扇朱漆大门。前清时仅供帝后通行的“大清门”，如今换了“中华门”的新匾额，沉重的中门竟豁然洞开，像一张沉默的巨口。赵秉钧满脸堆笑引路，高声说：“袁**有令，专使代表国家莅临，须从这道门进城，以破除前清旧制，彰显共和新气象。”

车马穿过象征意义极强的门洞，驶向六国饭店，途经棋盘街、东交民巷。沿途街口竖着彩牌楼，商铺悬挂国旗，巡警笔直站立，秩序井然得近乎刻意。汪兆铭撩起车帘凝视窗外，心中暗生疑虑，却仍低声对宋教仁道：“袁公对共和颇有诚意，京师风貌确焕然一新。”

宋教仁未回应，只眯眼扫视街道。国旗崭新如统一发放，行人虽多却面无欢颜，巡警与士兵警惕多过喜庆。他心底冷笑：这“新气象”，分明是场精心编排的戏。

专使团被安排在六国饭店最宽敞的套间，家具摆设都是上等货色。赵秉钧周到得无可挑剔：“袁**知诸位车马劳顿，今日先好生歇息，明日起安排与京中各界见面，三日后在居仁堂正式商议南下事宜。”说罢又吩咐下人好生伺候，才躬身告退。

接下来两日，专使团彻底陷入了一场精心编排的“庆祝”漩涡。

二十六日上午，众人受邀去先农坛观摩“庆祝共和成立民众大会”。坛内挤了数千人，多是学生、商团和行业公会成员，台上有人慷慨激昂地讲着共和之利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。蔡元培被邀上台讲话，他简单勉励几句，目光却扫到人群边缘，有不少穿统一服装的壮汉维持秩序，神态更像兵士而非会务人员。

下午，赵秉钧陪着参观刚由大清银行改组的中国银行，还有筹设中的京张铁路局。主事官员介绍得详实，规划说得天花乱坠，句句不离“袁**督办有力，新政方能推行”。到了晚间，北京商会摆了盛大宴会，觥筹交错间，绅商名流轮番敬酒，嘴里全是颂扬袁公“主持北方、稳定市面”的功劳。

二十七日的活动偏于“文教”。上午逛京师大学堂，午后与报界同仁茶叙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听到的都是“南北统一”“袁**英明”的称颂，接待隆重得挑不出半分错处。可蔡元培、宋教仁心里渐渐不是滋味：这些活动都在反复传递一个信号——北京乃至北方的“安定”与“新貌”，全靠袁世凯撑着；而所有出面接待的人，无一不是袁氏体系里的要员或亲信。

夜里，六国饭店的房间里，蔡元培摩挲着茶杯问道：“钝初，这两日的‘盛情’，你怎么看？”

宋教仁放下手中的北京本地报纸，上面正大幅报道专使团的活动。“虚礼过甚，内里空泛。”他直言不讳，“所见所闻都是刻意安排，我们接触的，是一个成型的权力体系在秀肌肉、展秩序。他们让我们看‘稳定’，那些杂音、分歧，半分也听不到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压低，“更值得琢磨的是，赵智庵、曹仲珊还有那些宴会上的绅商，嘴上不反对南下，却总不经意说袁公坐镇北京多重要，北方局势多微妙。这不像自发之言，倒像提前备好的铺垫。”

蔡元培点头。他也察觉到了，这种无处不在的、对袁世凯个**威的烘托，与南京那边设想的“**受《约法》与内阁约束”的共和理念，透着隐隐的不谐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居仁堂正式会谈。

袁世凯比公开活动时更显亲切，竟亲自在书房门口为蔡元培撩起棉帘，连声说“辛苦”。室内炭火正旺，茶香袅袅，暖得让人褪去了一身寒气。

蔡元培开门见山，递上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正式文书，重申迎请南下就职的期望：“**南下，既是巩固国基，也是向天下昭示共和统一，实乃必要之举。”

袁世凯听得极其认真，脸上满是感动：“孙先生及南方诸公的高谊，参议院的重托，世凯每念及此，寝食难安。南下就职，于公于私，都没有推诿的道理。”可话音刚落，他话锋一转，脸上堆起深深的忧虑，“只是鹤卿先生、钝初、兆铭，你们这几日也看了，外间热闹是做给百姓和外人看的。关起门说句实在话，我如今坐的不是**宝座，简直是个‘臭虫窠’！”

“臭虫窠？”汪兆铭愣了愣。

“正是！”袁世凯重重一叹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太师椅扶手，“清帝退了，紫禁城里的遗老遗少能甘心？宗社党暗中串联，谣言就没断过。这是其一。北洋各镇看似听我号令，内里派系纷杂，冯华甫、段芝泉虽是旧部，如今也各有心思，底下师旅长更不是铁板一块。我在这儿，还能凭旧日情分威望弹压调和；我一走，谁能镇住场面？这是其二。东交民巷的公使们，表面客气，实则盯着北方局势，稍有动荡，他们指不定就生出别样心思。这是其三。”

他把北方局势说得危机四伏，自己俨然成了唯一能维持平衡的关键。

“**所虑，确是实情。”蔡元培缓缓道，“但国家统一，形与实都紧要。**南下，正是向中外昭示权力中心依法转移，或许能正本清源，消弭乱源。北方维持之事，可委任得力重臣代理，比如段芝泉将军，威望素著，或可担当？”

提到段祺瑞，袁世凯眼中精光一闪，随即又化为无奈：“芝泉确是将才。我也曾这么想，可昨日他还跟我深谈，说北洋内部情形复杂，非我亲自坐镇不可。他甚至说，我若南下，他恐难保证京津治安无虞。这不是推诿，是深知内情啊！”

他把段祺瑞推出来当佐证，言辞里满是身不由己的苦衷。会谈就此陷入僵局——袁世凯愿南下，却以北方危局为由推脱，摆出“非不能也，实不可也”的姿态。

首次正式会谈无果，表面气氛却没破裂。袁世凯热情挽留专使团多住几日“从长计议”，可从二十八日下午起，一股舆论风潮悄然在北京涌动。

先是几家亲近北洋的报纸，出现了“探讨**南下利弊”的文章，列举北方“隐忧”，引用“军事观察家”“地方绅耆”的话，结论多是“暂缓南行为宜”。接着，京畿驻军的一些将领，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报馆或访客“透露”对**南下的“担忧”，语气激烈的甚至扬言“恐军心不稳”。

到了二十九日，这股“舆论”已成燎原之势。直隶、山东、东三省的军政要员、商会团体，纷纷发来电报或公开信，言辞委婉却意思明确：恳请袁**以北方大局为重，暂留北京。这些电文被有意泄露给报界，很快见诸报端。

更微妙的是接待人员的态度。原本礼遇有加的他们，交谈中开始抱怨“南方不了解北方实情”“强求南下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”，甚至私下跟专使团随员“诉苦”，说袁**为此“忧心忡忡，旧疾复发”。

这股无形的“劝留”压力，并非直接对抗南京决议，而是以“反映现实”“表达军民忧虑”的形式出现，让坚持南下的一方，隐隐背上“不顾大局”的指责。

六国饭店的房间里，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“这是有组织的造势。”宋教仁面色冷峻，“从报纸到军界，从地方到中枢，步骤一致，口径相同。袁公前日说的‘臭虫窠’和段祺瑞的‘无力维持’，如今全变成了‘民意’‘军意’。我们再坚持，倒成了与整个北方为敌。”

汪兆铭愤然拍桌：“这分明是逼我们就范！假意欢迎，实则围困！”

蔡元培默然立在窗前，望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楼顶的各色旗帜。袁世凯的手段，比他预想的更圆熟老辣——先用盛情麻痹，再用困难搪塞，最后发动整个体系营造“不可南下”的态势，将专使团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

南下之途，尚未启程，便已陷入北京精心编织的罗网。这场较量，拼的不只是道理与法理，更是背后实实在在的力量博弈。而专使团手中，除了道义与《约法》，还剩多少筹码？

夜色渐浓，北京城华灯初上，彩牌楼与国旗在灯火中依旧醒目，却透着几分冰冷的嘲讽。真正的较量，才刚刚拉开序幕。